三，观念的束缚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无比灿烂的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过辉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可是长期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又使中华民族曾经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新中国成立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中华民族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新中国五十八年的岁月当中，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的运动中渡过的，其中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改革开放以后，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统治，清除极“左”思想的影响，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中华民族才真正走上了发展经济，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短短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民族来说弹指一挥间。面对长期的思想禁锢和意识形态的扭曲，既要拨乱反正，清除封建残余和“左”倾思想的影响，又要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领导人民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对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的不到改善的局面，既要发展经济恢复国力，又要保障民生，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面对体制僵化，法制缺失，政治落后的上层建筑，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民主法制，转变政府职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证；面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果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思路，领导全国人民致富奔小康，推进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中国人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跨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数百年的发展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伟大民族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完全的市场经济并非一蹴而就，许多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的习惯势力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思维，干扰我们的行动，值得我们在实践中加以克服和解决。
中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在经济运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更加使决策者在改革过程中权衡利弊，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虽然我们已经从思想上消除了“姓社”“姓资”的疑虑，弄清了“计划”和“市场”的辩证关系，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也难免存在一些观念上的束缚和思想上的障碍。

1，“国”字当头，背靠大树难乘凉。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以全民所有制为特征的国有经济，充分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人对于国有经济的依赖是根深蒂固的，对于国家银行的信赖程度更是不容置疑。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银行虽然不多，但个个都是“国”字当头，全部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是响当当的政府部门。那时候，银行是国家的，银行行长由政府任命；企业也是国家的，企业领导也由政府任命。企业和银行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犹如兄弟一般；二者的区别在于，银行代表政府管钱，企业代表政府生产经营。虽然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所以，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为它们提供贷款是天经地义的，国有企业寻求银行支持，为国家生产经营也是天经地义的；政府部门组织协调银企关系，实现政府目标是天经地义的，企业亏损，经营不善，拖欠银行贷款也是天经地义的。因为都是国家的，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手心手背都是肉，肉烂了总归都在锅里。这种体制导致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企业不讲效益，一切后果由政府承担；银行不顾风险，数万亿元的不良资产由政府埋单。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体现在国家承担了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运营的一切责任，国家的概念贯穿了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的一切领域，国人对于国家的依赖自始至终都是那么天经地义。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逐步走上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道路。虽然经营管理方式变了，国家所有的属性并没有改变，在国人的心目中的位置也没有变。百姓有了钱，不能放家中，只能存银行；企业有困难，不去找市场，而去找银行；政府要政绩，就得上项目，项目缺资金，还要找银行。对于银行自身而言，服务群众，坚持“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是它们的一贯原则；支持企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它们的一贯宗旨；服从政府，融通资金，保证重点项目，维护安定团结，是它们一贯的义务。就这样，银行成了社会稳定，企业开工，政府运转的保证，谁都想靠着国家这个牌子，大树底下好乘凉。
   可以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是在国有企业配套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引向深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计划体制的制约，把企业完全推向了市场。国有企业再也不能继续依赖国家的大锅饭“养家糊口”，也不能继续靠着银行这个大树混日子了。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市长也不再两眼盯着银行，双手抱着企业，整天为项目、发展速度、GDP增长数字、职工工资等大小琐事焦头烂额，而是一个心思地打造市场环境，调整产业结构，创造投资条件，维护公平竞争，彻底放开了企业和银行的手脚，使它们都在市场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实践证明，市场的功能远远大于市长的作用，无形的手比有形的手更有力量。
   然而，对于进入市场的银行来说，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减少了政府干预，长期被管的枷锁解除了，经营的自主性增加了，随之而来的便是背后的靠山没有了，肩上的责任也更重了；企业经过产业调整，重组兼并，公开上市，资本实力增强了，融资渠道拓宽了，对银行的依赖减弱了，银企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企业求银行，现在反过来了，行长得屈尊下嫁，求企业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带来了一系列的不适应。
   一是会哭得孩子娘不管了，得靠你自己创天下，生存能力，适应能力，竞争能力无不考验着各级银行家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才能分出高下。
   二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工作方法不灵了，深入实际，深入市场，深入企业，深入群众，了解客户需求，把握市场脉搏，明确战略目标，调整发展策略，潜心经营管理，务实稳健高效将会成为新一代银行家的工作作风。
   三是“国”字大树底下不凉了，国有资产经营问责制，股东利益最大化，行业监管透明公开，消费者利益的法律保护等问题将会考验银行经营管理者的能力和水平。
   对于这三个方面的考量，实际上是检验各级商业银行的决策者们是否摆脱传统国有观念，从思想上真正树立起了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观念；是否将原来对于国家和政府的依赖变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担风险，自我发展的动力；是否敢于打破传统的官僚体制，建立满足市场需求的偏平化的学习组织；是否将传统的部门对口，业务分割，资源控制的封闭式经营管理模式的部门型银行转变为面向市场，集约化经营，资源共享的流程型银行。
   为了冲破传统国有观念的固有思维，解决传统国家所有体制下商业银行运作模式带来的种种弊端，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的道路，国家在鼓励新兴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的同时，下决心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相继将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几个“国”字头的代表推向市场。很显然，国家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定的，措施也是得力而到位的。相比之下，国有银行本身似乎被动地被国家推着走，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情节至今羁绊着它们迈不开市场化的脚步，以至于公开上市以后经营管理模式还在继续着部门型银行的老路，过时的客户观点，传统的市场观念，原始的运营模式，落后的管理手段，低劣的服务质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的需求。客户关系紧张，供求矛盾突出，利益冲突加剧，群众投诉增多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银行四平八稳，无所作为，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消极态度更是让人们不可理喻。

2，“官”念不变，盛名之下难生存。

   当官做老爷是中国人传统的理想境界，也是许多人现实的奋斗目标。因为当了官可以光宗耀祖，当了官可以鸡犬升天。这当然是封建的残余思想，是和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格格不入的。可是现实生活中，官与民的区别泾渭分明，官与商的勾结淋漓尽致。不管是为了江山社稷，还是为了群众百姓，或者为了个人私利，为官者总是处于权力的中心和组织的顶峰。官员的自我感觉和他人的阿谀奉承，已成了为官生涯的一部分。因此，“官”之观念难以转变，“官”之诱惑挥之不去，“官”之情结难以割舍，“官”之位置难以放弃。
   银行曾经作为政府行政序列的管理部门行使资金管理和融通的职能作用，各级银行的行长理所当然的成为官员，和其他政府官员一样享受着与其行政级别相称的名利待遇。那时候，各专业银行总行的行长享受副部级待遇，省分行行长享受厅（局）级待遇，地（市）二级分行或中心支行行长享受县（处）级待遇，县支行行长享受科级待遇，还有基层办事处、营业所等头头脑脑也有股级、副股级的区别。这种自上而下的，等级森严的行政级别，既是身份的区别，也是权利的象征，更是政治、物质待遇的依据。比如政治待遇方面，包括参加有关会议，传达上级文件，参阅内部资料等信息获取，都有级别不同的范围限制。官级越高，获悉的机密程度越高，知情者的范围也越小。因此，许多官员把这种“知情权”当作其政治待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使离退休之后，也要坚持“享受”，以区别于普通百姓。在物质待遇方面，工资高低按行政级别制定，公车档次按行政级别配置，住房大小按行政级别分配，就连出差住宿，乘坐交通工具，生活补贴等，都是根据级别大小制定不同的标准。因此，银行官员的物质待遇与银行经营的成果无关，而是由其官位的大小决定的。这种以行政级别确定的不同的政治和物质待遇标准，实际上成为经营管理者名利追逐的具体目标，官本位的思想就这样在中国的银行系统确立了。尽管后来的金融体制改革打破了行政级别的限制，银行变成了真正的企业法人，银行行长成了名副其实的企业家，但是许多人的观念一时难以转过弯来，不愿脱掉官帽做真正的银行家。
   “官”念难以转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为官者不愿放弃已有的尊贵地位，不习惯“弃官从商”的角色转换，心理上总有不可名状的失落感。以前，上对国家负责，请示汇报工作进出的是国务院。现在要对股东负责，屈尊下嫁接受董事会的领导；以前，下走行政路线，到地方、下基层，同级地方官员迎来送往，前呼后拥。现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轻车简从，冷冷清清，相比之下总有不适应。二是客观方面的原因，政府管理部门没有彻底松绑，仍然掌握着干部任命，人事安排的生杀大权，银行官员的身份转换步履艰难。商业银行的行长位置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而是利益集团和政府的博弈。
   分析上述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中国商业银行的决策者们仍然处于“非官非商”的尴尬之中。作为企业掌门人的银行行长，走马灯似的被调来换去，对于自己的前途命运没有把握，再加上明哲保身的利己思想，必然会导致经营管理上的短期行为和宏观决策上的谨小慎微。另一方面，行政权力在商业银行高层人事安排方面的过渡干预和部分职业经理人员对于官本位的追求，造成了商业银行高级人才的非市场化和非理性的流动，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甲银行的行长到乙银行走马上任，原来的“一家人”变成了竞争对手，何况还带走了一帮业务骨干随波逐流。仅有的一点商业秘密和看家本领，变成了竞争对手的制胜法宝，有悖于商业道德的恶性竞争在银行同业中拉开大幕。一部分机会主义者凭借手中的客户资源和银行培养多年所获得的一技之长，伺机准备投怀送抱，肆无忌惮地出卖本企业的商业利益。而对于那些被“耍”了的银行来说，只能看着这些人摇身一变，拿着丰厚的“礼物”到竞争对手那里加官进爵。
    一部分人冲着“官位”走了，一部分人瞄准了“官位”来了，就这么一个“非官之官”，“非官之冠”吸引了众多的追逐者。他们不顾实际，忘记了市场，不愿意学习，无心经营管理，一个劲的投机钻营，见风使舵，讨好上级，愚弄群众。为的是一官半职，狐假虎威；图的是个人升迁，鸡犬升天。试想这样一种为官理念能有心思拓市场，搞经营，出产品，做服务吗？这样一种用人机制能贴近群众，贴近市场，贴近需求，贴近客户吗？这样一种官商模式又怎样能凝聚员工，鼓励士气，创造核心价值呢？可见，“官”念的转变是商业银行走向市场的关键，也是商业银行在竞争中求生存的根本所在。(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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